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过程，这期间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文化、社会政策、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纵观国内地铁站名的翻译，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从全拼音、拼音与英文结合，到全英文。在人文社科学院翻译系张霄军博士的带领下，英语研究专业的贾中昀、方心怡，以及传媒英语专业的郭英姿三位本科生组成的SURF小组，就何为“合适恰当”的英译地铁站名进行了调研与探索。
（从左至右依次为：贾中昀、郭英姿、张霄军博士和方心怡）
贾中昀介绍说：“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地铁站名翻译有两个主要矛盾：一是相关规定政策与实际使用情况的冲突，二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翻译方式的冲突。”
站名翻译真的没有规范吗？也不是。在贾中昀的研究中，他发现，在国务院1986年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中曾规定中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以国家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作为统一规范，譬如，广场就是Guangchang而不是Square；而为了保障公共服务领域英文翻译和书写质量的基础性标准，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的《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中则提示按照对外交往的需要，可对地名进行翻译。
“同时各地方也出台了系列政策，譬如上海就出台了《上海市道路名称翻译办法》，规定专名部分音译使用拼音，通名则用英文标注。深圳与杭州也先后出台了类似的规定。”
“这些层出不穷的地方性政策就造成了每个城市地铁站名的翻译方式风格迥异，混乱而无序。”
张霄军博士补充说：“因为只有唯一的、罗马化的汉语地铁名称才能被国际地名标准化组织所接受，所以国家出台了《地名管理条例》，通过统一使用汉语拼音的方式来推进地名罗马化进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统一使用拼音也有局限性，全都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也很难实现地铁译名的统一性和规范性。”
“这让我们开始思考翻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地铁站名为什么需要翻译，什么才是有效翻译。”方心怡说。
有效的翻译需要内在结构连贯，信息传达准确，满足不同群体需求，以及雅致的表达。而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信息传达准确无误。
根据调查问卷与采访，团队学生发现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一致认为，功能性词汇，如路、街、道、站、方位等都应该使用英文标注便于理解；而涉及到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则可以采用拼音标注。
郭英姿说：“在采访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有文化意义的地名无需使用英语标注，譬如圆明园和大雁塔，拼音标注可以给外国人更多想象与解读的空间，也可以更好地了解背后的历史文化。”
从国家政策，翻译理论与实际调研结果三个角度入手，小组成员拟定了一条翻译功能性波谱，他们将所有需要翻译的地名站名等以功能性强弱进行分类，功能性越强则越需英文标注。
“我们以广场、公园这一类通用地点为分界线，把行政区域名称、山川河流名称、道路名称等词汇划分在了功能性较弱区域。”贾中昀解释说，“尽管这一类词汇具有指向性作用，但是通过当地附近标志性建筑或辅助性标志，也都可以帮助外国人顺利到达。同时在问路时如果使用拼音，也可以更好地帮助当地人理解。”
贾中昀和他的小组同学认为，纪念碑和博物馆名称、大学名称、机场和火车站名称等词汇则更具功能性。“当你急需去往一个更具象化、目标更明确的地方时，英文标注可以更好地体现这些场所的功能，也可以更便捷地引导外国人去向这些地方。”
基于此，小组学生将所有地名整理为16个类别，每一类都根据其功能性强弱与实际使用需求，从音译、意译、组合翻译选择一种最合适的翻译方式。
“根据我们提供的解决策略，也许不能完全解决现有的翻译杂乱问题和主要矛盾，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大幅提升现有的翻译质量。”贾中昀说，“这让我们感到能运用自己所学，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带来一些美好的变化。“
张霄军博士指出：“虽然SURF项目结束了，但此次调研引发的研究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我们需要跳出‘翻译’的思维，扩大 ‘罗马化’的概念——将地铁站名的英文翻译纳入‘罗马化进程’的范畴，把地铁站点名称中的专有名词部分，如‘月亮湾’、‘松涛街’等用拼音进行统一处理，将通用名词部分，如‘站’、‘机场’、‘港’等进行英文翻译，而功能性很强、具象性很明显的专有名词，如‘博物馆’、‘体育场’等也更适宜采用英译的方式。”
同学们也表示，如果有机会，将会继续探索研究地铁站名翻译的相关问题。
“SURF为我们提供了将理论得以实践并在实际生活中得到证实的学术平台，这是学术研究道路的开始而不是结束。”郭英姿说，“通过对理论的灵活运用，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了理论背后的意义与价值。”
“不仅如此，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也有所提高，做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分工明确，这让我们意识到把每个成员摆在最适合的位置上才能更高效地完成任务。”（记者：姜影 编辑：胡秋辰 图片提供：张霄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