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40年，也即距今870周年前的初夏时节，辛弃疾诞生于名城济南。
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自号稼轩居士，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勇冠三军、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他的词作现存600余首。其间充溢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辛弃疾在文学上与苏东坡齐名，史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巵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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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进奏《美芹十论》及《九议》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在各地上任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
前人对辛弃疾的文学成就论述充分，本文则多从军政角度观察辛弃疾的成就。可称“第三只眼看辛弃疾”。
少年英豪 初显身手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这首简明而意绪无穷的词作，起笔突兀，中间一挫再挫，负手微吟一过，难免使人渗透满腔磅礴之激愤，仿佛夜潮轰然拍击，心绪难平，直至栏杆拍遍，泪眼婆娑。“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今人所熟知的文学家辛弃疾，若从根本上说则是一个卓越的军事战略家，罕见的幕僚专才。即使和近现代的老毛奇、小毛奇置于一处，事功或因时势而逊之，兵略则有以相颉颃。他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少年时生活在金人占领区，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聚集两千能战之士，投到地方军事首领耿京的部队，他也做了耿京的高级幕僚，即掌书记一职。他在耿京部队所任记室一职，即是标准的幕僚。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记室也即是参军的一种。如咨议参军、录事参军、诸曹参军一样，他是记室参军，襄赞军务，位任颇重。
据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战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转引，“记室之职，凡掌文墨章表启奏，吊贺之礼则题署也。”或者，记室主书仪，表章杂记等等，由其负责完成。南北朝的时候，记室参军起草檄文，驰告远近。
至于记室参谋的要求，“记室之局，实惟华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宜须通才敏忠，加性情勤密者。”
辛弃疾可谓标准当行的记室参军。若在民国时代，则非陈布雷、饶汉祥莫属。
当时他就向耿京建议部队须向南方作战略转进。那时部队中也有一个擅长兵略的僧人义端，此公谈兵不倦，和辛弃疾是好友。他俩论述战略取长补短，一时形影不离。不料此公心怀异志，一日盗取军印逃逸。耿京以为二人既系密友，事乃弃疾唆使，欲对弃疾不利。弃疾请以三日为期，判断义端必投金人，乃急追缉，斩其首来归，耿京遂刮目相看。后来部队转移的时候，弃疾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他在返回报命的半路上得知耿京被叛逆张安国杀害，立即率领五十余人的精兵小分队，长驱折返山东，实施一场精彩的奇袭。是日月黑风高，弃疾从海州直向济州扑去，在五万敌军阵营中，将张安国绑回南宋斩首。当时金人正在狂吃滥饮，弃疾捉到张安国后还乘势对军营外的士兵做了简捷的策反演说，然后纵马而去。
“绍兴三十二年，京令弃疾奉表归宋，高宗劳师建康，召见，嘉纳之，授承务郎、天平军节度掌书记，并以节使印告召京。会张安国、邵进已杀京降金，弃疾还至海州，与众谋曰：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阴签判。弃疾时年二十三。”(《宋史·辛弃疾传》)
战略论文 眼光卓著
他后来到了南宋所写的军事论文《美芹十论》和《九议》见微知著，灼见古今。
“十论”中如审事、察情、自治、致勇、屯田、防微等篇章，指出和战之间充满偶然，种种超出常情的地方，其认识深入骨髓，就像后来的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一种艺术，但它绝不是常规艺术。辛弃疾说“虏人情伪，臣尝熟论之矣，譬如狞狗焉，心不肯自闲，击之则吠，吠而后却，呼之则驯，驯必致啮，彼何尝不欲战，又何尝不言和……此所以和无定论而战无常势也，犹不可以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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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九议》中更论述了处于劣势和危机当中的反攻之道，以及破解危局的战略战术。冰雪聪明，智数超群，真切可用。可惜南宋当局优柔寡断，将之忽而解职，忽而启用，拖踏多年后再想利用他扳回大局，他已垂老病笃，令人扼腕叹息。
朱熹由衷钦佩，赞叹辛弃疾颇谙晓兵事，并在著作中引用了他诸多论兵的段落。另外程泌有一篇两千字的给朝廷的奏对，通篇引述论证辛弃疾的用兵思想。其中说道，中国之兵不战自渎是从李显忠开始的，百年以来好几代人了没有人去纠正它，而辛弃疾认为，应以正规军驻扎长江边上，以壮国威，如果要主动北伐，则必须征集边疆土人加以精强训练，因为边区地方的人从小骑马射剑，长大后或驰骋或攀援，体力非内地人可比。至于当时江南一带水田里做工的农民，好像对战斗的场面非常惧怕，很难训练为进攻的先头部队。边疆的壮兵招来以后，要单独分成多个小团体专门训练，不要和官军混杂在一起，一旦混杂其战斗力又要大打折扣了。官军习性，一有警报就彼此相推，一有一点小功劳大家都去争抢。
部队构成，雷海宗先生以为，欲振兴武德，必实行征兵制，征召良民当兵，尤其是一般所谓的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方可使中国臻于自主之境(参见《中国的兵》)。
此说自然是不错，但兵要自立，须赖国家政体上轨道，使国民为公民，有其权利保障制度，这时的兵源，应无谓良民、刁民，因为在一个专制社会，就算大量良民入伍，兵的问题看似解决，但剩下不少的刁民、惰民，必因天性、生存滋生事端，岂非社会之祸?
这个问题，笔者较服膺吕思勉先生的论断，他说，募兵之制，虽有其劣点，然在经济上及政治上，亦自有相当的价值。天下奸悍无赖之徒，必须有以销纳之，最好能惩治之，感化之，使改变性质。只有在营伍之中，约束森严，或可行之。
他们性行虽然不良，然若能束之以纪律，则其战斗力，不会较有身家的良民为差，或且较胜之(参见《中国文化史·兵制》)。
此说实有灼见，近年美国电影，表现越战，及非洲平乱，多有叙写囚徒、服刑者，犯禁者、有案在身者，性情桀骜不驯者，搏命突击，其锋锐不可当。此类人物往往“能打”，使人刮目相看，可证吕先生观点之明睿。
自然，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统率此类人物，必待心胸博大、手腕超卓之将领，能从心理上使之征服，此事又属可遇不可求。
辛弃疾正是这样不可多得的军中帅才。
辛弃疾在此指出了中国部队的致命弱点，显然他力主编练特种部队，他从根本上重视士兵的来源和构成，其着眼点在成份纯洁决定其战斗力。辛弃疾也极为重视谍报和情报的意义，他又对写奏对的程先生说，情报间谍是部队的耳目，胜负的关键和国家的安危都与它有关。他拿出一块锦缎方巾给程先生看，上面都是敌人的兵马数量、驻扎的地方，还有大小将帅姓名，这些情报的来源费了四千贯钱。他自己解释说，派遣间谍必须有参考和旁证，即不能是孤例，这样的情报才可能真确而非欺诈，显然他考虑周详，注重情报的质量，讲究单线、复线的真实性。
南宋当局优柔寡断勉强出师和金人作战，结果是一败不可收拾。这位程先生说，在大战的两年多前，辛弃疾就贡献了他种种战略战术，可是没有真正加以运用，结果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当时招兵买马也毫无策略可言，正规军和民兵混杂不分，结果在败退中还互相砍杀。另外负责警备点燃狼烟的士兵，一听到警报丢下工具就跑，导致部队仓皇迎战。
辛弃疾所担心而要从根底上改变的军事颓势，其实到了近现代，还有一次触目惊心的重演。那是刘文辉的军参谋长巴人先生所回忆，时在1934年，西康又发生一次内战，那是西康土人先向刘文辉发起进攻。主战场是在甘孜一带。“不要小看那些西康土人不懂战术，他们起初的来势很凶，一开始就用人海战术，成千上万的骑兵，继续不断地向余如海旅长所部进攻，余旅仅有四千之众，人数上已经处于劣势，加以受到奇寒气候的影响，以徒步之师，迎击顽强的土人骑兵，只有招架，无法还手。”(巴人《我随刘文辉在四川打内战记往》，1968年《春秋杂志》总第253期)随后余旅大部分退至道孚一带，增援赶到，才算稳住了阵脚。赶紧改变战略，对土人骑兵因采取夜间火攻的方法，对方于损折之下，骑兵面对火攻，已不能发挥作用。
建军实践 踏实精进
辛弃疾事业起步虽为参谋、幕僚出身，但其胆气绝伦，文学、军事天才并重。他的兵学思想的深度或不在戚继光之下。南宋当局，若能依为柱石，大势或当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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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文名盛极，其余皆为所掩。实则他是不折不扣的军事思想家，战略家，行动家。在战术方面善出奇计，善出奇兵予以奇袭，他制造的行动总是干净利落发挥战斗效能。奇袭的成功，其间包涵他一系列的战力培育，征兵、训练编程、意志灌输、单兵战力、协同作战、进击速度、基地建设，他都举重若轻予以导成。
此种奇袭颇有现代美军小股特战群的味道，高度的智勇胆力浑然一体，取得出乎意表的战果。可惜南迁派到多个地方服务，颇受掣肘，未能在中枢力行反攻之计。
他具有编练特种部队的能力、心力、智力，并很快产生高度的行动运作效果。无论在古在今，都是不多见的。
他所编练的部队所用武器，包括防御和攻击都较那个时代各方部队有所改进创新。
辛弃疾在四十岁的壮年，到了湖南，任湖南安抚使，稍有独当一面的事权，他就开始编练军队，招募农家精壮子弟，成立步马组合的飞虎军。史称“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他在湖南编练的飞虎队，所用战马，专门从广西边地辗转购来，这种千挑万选之良种边马，骠悍耐战;步兵精锐两千人，骑兵五百人，协同依托作战，平时注重实战训练，预设实战推演，强调快速作战。不久已建成一支极为罕见的攻击型基干部队。他在各种人事纠纷中左推右挡，尽量将掣肘化解到最低，辛苦经营将此部队保持了很长时期。
辛弃疾的军事地理、战略眼光，是以编练特种部队、建立能战之旅为依托的，绝非刘斐之类第五纵队纸上谈兵虚应故事所可比拟。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辛弃疾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辛弃疾名作《九议》的前言，则在“战者，天下之危事;恢复，国家之大功”的原则之下，举出左、中、右各派的典型言论，以及其心理背景。弥漫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高明战略表述。
辛弃疾的兵学实践在其办理马政一事上最能见出他的良苦用心。
苏洵批评宋代政治弊端，深中肯綮，“政出于他人，而惧其害己;事不出于己，而忌其成功。”(《上富丞相书》)
这也是辛弃疾所处的时代悲剧所在。
宋时兵制，吕思勉先生说，兵力逐渐腐败，宋代初起，兵力为二十余万，太宗末年，增至66万，至仁宗时，西夏兵起，乃增至125万!真是可怖。
这只是毫无意义的数量的增加，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训练毫无，指挥稀烂。带兵之人，渴盼兵力增加，乃是为了克扣军饷以自肥，役使兵员以图利。为了养这些不中用的兵，国家赋敛之重，达致极点。宋代南渡之初，情形是军旅寡弱，包括较为强大的御前五军，如岳飞的同僚刘光世，在其人死后，部队瞬间即叛降伪齐。
宋代还有制约国家梁栋的，那就是外患之下的结党营私。起初的动机无论好坏，是否纯粹，到后来都变成意气与权力的竞逐。大家宁可误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与脸面，当然更不肯放松自己的私利。
专制扭曲人性，戕害人性，也对国运实施事实上的破坏。并非中国无人，而是结构性弊端，佛也救不得。
辛弃疾没有更大的天地供他洪波涌起，譬如他的养训军马策略，就毁于一旦。
在北宋时期，马政已经纰漏不修，王安石对症下药有所政策调整，但也和他的青苗等法一样，走入末路，使老百姓大起反感。军马用于冲锋陷阵，民马用于托运货物，两者竟被王安石混淆，如马病死，还要老百姓补偿，于是民间大起反感。
除了这些，还受到皇权专制政体固有弊端的打击影响。
本来呢，大的框架和议事规则定下来后，操作的争论无伤大雅，论辩还有利择善而从。而在专制之下，名堂就来了，歧路就多了。于是民生经济大受制约，精神空间幽闭，这样的人间世，还会有什么生机呢?
民初野史氏的《乌蒙秘闻》说是专制厉民之习，乃是一种妄自尊大，污吏擅作威福，对蛮族外人更是淫虐蹂躏，不逮牛马。而蛮人亦非木石，一有警觉则激而生变。《范成大年谱》引宋人笔记说当时朝廷征收战马，“然官吏为奸，博马银多杂以铜(与蛮人交易)，盐百千为一春……所赢皆官吏共盗之，蛮觉知，不肯以良马来，所市率多老病驽下，致能(范成大)为约束，令太守……增足盐畚……”。
办理马政 快速作战
辛弃疾就要在这样的时空中挣扎。他对军马的作用认识极为深透。在那时，战马的作用相当于今之战车、坦克，古代胡汉战争都用马队，北方地势平坦，如欲逐鹿中原，马队极端重要。办马政有如联合勤务中最为重要的一端，辛弃疾又是北伐的力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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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特种攻击部队正是辛弃疾对北宋军政弊端的反拨。北宋军事训练极不得宜，到宋仁宗时代，征召农民训练为兵，保甲制度实施后，禁令苛刻，训练时间与农忙冲突，而不去调整，武器又须民间自行购置，种种弊端，农民大为反感，有自己锥刺眼睛致盲者、有自断其臂膀者，有自毁肌肤者，目的皆为逃避兵役。而王安石等辈不知此，仍梗着脖子说，“自生民以来，兵农合一”，就寻常道理来看，他的话没错;问题是这些民兵，保卫自己几里左右的家园尚可，如是大型野战或特战，那就只有丢盔弃甲了。
辛弃疾的特种骑兵观念和实践，即是要建立一种快速反应部队，一者可以随时用于进攻和防御，一者具有威慑力，也便于调动;另外，也可视需要在重型和轻型部队之间转换，有利于补给的迅速获取。
甚至他的词作，多有速度与火力心理的投射，诸如“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皆是。
抗战期间，九战区幕僚长、兵学家赵子立说过，“当然运动中的部队比占领阵地的部队容易打”，意味等到敌人立足已稳，就要麻烦得多。而要打击运动的敌人，则己方必须具有更为迅捷的运动速度，辛弃疾训练特战部队的心曲实即在此。
辛弃疾所力求达成的军事攻击的硬实力，如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渊然融合，则军事实力也可转换为一种软实力，它可以展开演习、吓阻、帮助冲突地区撤离非战斗人员、实施人道主义和灾难救援等等，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不是胁迫手段得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
军政思想 恢宏博大
他的名作《九议》，密布历史的经验，地理的考量，现实的对策。军事的作用经纬交织，贯穿其中。
他比较敌我双方兵力配置战斗力差异，说明优势与劣势，在不同形势下的转换。提出对策，应以多种办法分散敌方的兵力达到牵制的目的。其中须以深远之计迷惑对方，使其首尾多处难顾，然后击其首脑要害，再进击其腹心，使之解体。
侦察权衡，明虚实缓急之势，因前述南北方人的体力差异，糊里糊涂的硬碰硬无异于“驱群羊以当饿虎之冲”，所以，不能以力搏力。
《九议》第一节指出了政治上的小矮人居间操作，而导致国家的不幸。他说，设使国家政治上轨道，则恢复北伐并非万难，甚至可说是简单的事体。但要事情变得简单，前提必须是政治的得体，如果“言与貌为智勇，是欺其上之人，求售其自身”，那就一切全瞎了。第二节则说在政治上轨道的前提下，军事也不是那么复杂的，只要掌握纵横变化不拘一格就把握大概了，“大要不过攻城、略地、训兵、积粟、命使、遣间，可以诳乱敌人耳目者数事而已……譬之弈棋，纵横变化不出于三百六十路之间。”
《九议》的前言，则在“战者，天下之危事;恢复，国家之大功”的原则之下，举出左、中、右各派的典型言论，以及其心理背景。弥漫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高明战略表述。
稼轩的《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说明长江作为军事险要，必须是在凭藉两淮的前提下才能成立。长江隔离中国分成南北，从来“未有无两淮而能保江者。”两淮地势绵延千里，势如张弓，敌骑一旦扑到长江沿岸，东趋西走，如在弓弦，荡然无虑。但能在其中予以截断，则其东西不能相顾，而其北来之兵，则如行走弓背，道路迂远，悬隔千里，势不相及，消灭他们就好办得多。古之善用兵者，辄以常山之蛇作比喻，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这是强势状态，但就两淮形势而言，如果以精兵截断其中，淮中即是其身，若断其身则首尾不能相救。
他的这段论述，在后来的历史中曾经多次重现。
明朝的纯文人，系指挥家，谋略家，军事与战术的具体措置在其次，主要是靠常识打仗，靠设计打仗，譬如于谦，在英宗被俘后，他和蒙古的也先大战于北京，都是几十万人的大会战。熊廷弼、洪承畴、袁崇焕都是书生，也是指挥大军作战的主帅，王阳明在江西剿匪作战总是靠出其不意取胜。
可辛弃疾有所不同，辛弃疾是战术家，也是战略家，是谋划者，也是操作者。他可以沉静制定战略，也可亲自驱动雷霆之怒。
辛弃疾的所有用心，都在表明，他要以强军固民的方法来消除笼罩在头上的掠夺、奴役和屠杀。“以战去战，以刑去刑”，用战争消灭战争，用刑法消灭刑法，用暴力消灭暴力。从而迫使北来的强敌逐渐放弃血腥的暴力压迫。他孜孜矻矻所作军备努力，涵盖临事须当机立断，不要姑息的疑问，随时随事予强横掠夺者以正义的制裁，如此，来侵者方有可能知难而止，不敢轻予启衅;否则彼必以为人尽可欺，由暴力威逼而走入疯狂，利令智昏，忘却本来，只要阁下的土地一天不尽，他的欲壑永难填满。
他做建康府通判之际，湖湘一带盗贼蜂起，弃疾悉平之。不过他对盗贼起来的原因思索极深。他上奏疏分析之，皇帝也被他说得点头称是，弃疾说，“……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盗贼以剽夺害之，民不为盗，去将安之?夫民为国本，而贪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铲荡，譬之本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为由，讲求弭盗之术，无徒恃平盗之兵……”后来在江西做官，拯救民间饥荒，他也有不同寻常的平衡借贷之术，使骚乱危机瞬间化险为夷。
此间充溢罕见的慧眼卓识，以及智识者的道德良知。政治的眼光、行政的手腕，处理危机的才干，都是如此的妥贴高明，可钦可佩。谈到地方建设诸要端，关钮细节的处理，闪烁人性真善的不灭光辉，他披沥以道，具泣血之诚，我辈后人，也读得泪眼婆娑，恨不能乘霍金所说的时光机器，回溯十二世纪的南宋，共与辛公，浮一大白。
晚年赋闲 令人叹惋
至于他的为人与交际往还，“弃疾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所交多海内知名士。”辛弃疾四十二岁的时候，因刚拙自信被奸人弹劾而去职，卜居上饶。此后廿年间，他曾短时间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剩下的时间都付诸乡居生涯。
柳亚子在他的《沁园春》词中写道：“才华信美多娇，瞧千古词人共折腰，看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这可以说是想当然的小看前贤。辛弃疾把栏杆拍破，无人会，登临意。他的牢骚，充溢家国陆沉，干戈春秋的深沉感慨。其中更有战略要素被搁置、被打压的扼腕之痛，将其战略思想解为牢骚，显系盲人摸象、蒙昧臆测。
辛弃疾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词作，缭绕挥之不去的愁绪，把栏杆拍遍的悲凉。此皆帝制社会的污糟所致，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操纵在见风使舵毫无原则的三流小人手中，他们纵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内。内耗凶险固执，对付外来侵迫一律的软骨头，像没有脊梁的海蜇皮。辛弃疾这样的战略家，只能灰头土脸，处处丢分了。哪怕是优游的清兴，也被愁绪包裹，正如《鹤鸣亭独饮》所说“小亭独饮兴悠哉，忽有清愁到酒杯。四面青山围欲合，不知愁自哪边来。”然而，僵化的构架携带对人本的杀灭、对人性的毁伤、对才俊的构陷，群小汹汹，志士悲梗，内在的消耗犹如基因，随着辛弃疾们的投置闲散，无端见疑，南宋的国祚也逐渐走向了尽头。
在最近出版的《中国梦》一书里，刘亚洲将军撰写的序言里，提到中国未来的目标，有云“冲刺世界第一，决赛冠军国家，开辟中国时代，创造无霸世界”，从这个角度而言，辛弃疾的战略思想，仍能给今天的我们提供足够的精神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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